今天（ 2013年2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招办主任秦春华的一篇重磅文章《中学教育正被异化为高考强化培训班》（本文后载有原文）。秦春华作为中国顶级高校的招办主任，不满足于招到分数拔尖的尖子考生，直接面对中学教育的弊病来思考问题，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秦春华讲的这几个故事确实都是存在的。中学教育正在异化为高考培训班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很多省份的高中前两年就已经完成了三年的教学计划，第三年完全用来进行高考应试培训。甚至还有高一一年就完成三年课程，高二高三两年时间集中进行高考培训的。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不在中学，在高考指挥棒。而且这个指挥棒还一路影响到义务教育的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奥数问题、小升初问题的根源不也在这里吗？这个问题的讨论已久，学生和家长的抱怨也很多，他们深受其害。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秦春华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高校录取除了依据分数（但不是唯一因素）外，还要考察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好奇心等其他综合性因素，那么，中学教育的方向和内容自然会随着指挥棒的变化而变化。社会和家长所乐于看到的基础教育的改革很快就会成为现实。这会比任何口号、号召、文件都有效果。

     秦春华说的这种录取模式实际上就是类似欧美的高校的多元化考察学生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模式。这种模式并不否定高考，但是高考成绩不是唯一的录取因素。只有实现这种模式才能根本解决“中学教育异化为高考强化培训班”问题。这么好的模式为什么我们不能做？

     有人可能认为这是教育部不作为。教育部作为中国教育的政府主管部门当然要负责任：自主招生试点10年在扩大高校自主权和学生选择自主权方面几乎没有进展；连续喊了两年的完成“高考制度改革方案”两次“跳票”，在《教育部2013年工作要点》突然不再说大话了，变成了“研究制订高考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这就意味着喊了两年的高考制度改革方案基本上还在原地踏步。

     但是晨雾认为高考改革以及高校自主招生推进不利的最大障碍不在政府，而在民间：多数公众不赞成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他们不信任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任何一所高校的公信力。他们担心更大的不公平出现。现在的高考存在再大的弊病，总归还算有一个相对公平的标准，老百姓的孩子经过努力，即所谓的“被异化了成为高考培训的高中教育”还有一些机会。他们甚至不满足于此，还要让孩子参加社会上种类繁多的高考培训班。日前晨雾在为家长们做了一次高考志愿填报方面的公益讲座之后，有一位家长追着晨雾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女儿目前成绩就在一本线边缘，我特别担心她考不上一本学校，但是我让她上一个“一对一的高考培训”，她就是不愿意上，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晨雾无言以对。你怎么就能判断你的女儿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对一的高考培训”？

     这就是说公众一方面抱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另一方面确从行动上支持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他们担心高考改革会使百姓丧失了这点唯一相对公平的机会。日前晨雾在与一位朋友谈及高考制度的改革，还没等我说完就遭到他的反对。他是一位70年代末从穷苦的农村考进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在一家中央部委所属科研单位工作，几年后下海创业在北京创出一家尖端科技企业，产品出国发达国家。他还回到家乡投资办企业。他的理由很简单，没有高考制度，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少公众人为，所谓的高考改革，所谓的“自主招生”，所谓的“考察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好奇心等其他综合性因素”可能演变为拼爹的游戏。

    公众还没有看到高考制度改革就对这个改革产生这么大的质疑。这说明不解决高校公信力问题谈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只能是空谈。为什么目前的存在诸多“弊病”的高考录取制度被认为是相对公平的？有人可能以为是因为有严格的统一高考？其实不然。根本原因在于在高招提档过程中存在一个高校与省区市高招办之间的互相权利制约监督机制。具体说将一名考生从省区市高招办的考生档案库里提档到高校，必须同时“搞定”高校和省区市高招办，而目前所有的提档过程都是通过网络进行，能留下所有的操作“痕迹”，这就使得同时“搞定”高校和省区市高招办变得十分困难。具体表现在，高校单方面想提取一名成绩不够格的考生档案是很难的，反过来，省区市高招办单方面将一名成绩不够格的考生“塞”进高校也是很难的。又由于是通过网络提档，这两方的工作人员“联手作案”的风险很大，他们轻易不敢尝试。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例如某校招生计划是100人，按照教育部规定，高校有权确定不超过120%的提档比例。换句话说，它最多可以提档120人。高招录取之前，高校权利能做的事情是确定提档比例，比如说提档比例110%。下一个步骤是投档，这就是省区市高招办权利范围的事情了，高校就无法参与了。高招办的联网录取系统会自动将所有填报该校的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排队，将排名在前110名的考生投给高校去进行专业录取，这第110名考生的高考分数就是提档线（可见连提档线都不是高校预先能制定的）。

    我们假设有一位家长有权势的考生填报了该校，分数较差，排名在150名。但是家长能把高校的校长“搞定”，希望校长帮忙。假如这位考生没有特殊招生的条件（自主招生、特长生等），高校要将这名考生录取，就必须将提档比例提高到150%，这是明显违规的操作（规定最高不超过120%），高招办也不敢违规投档。而如果这位家长能把省区市高招办主任“搞定”，高招办主任即便指令投档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将排名150的考生投档给高校，也无法通过110%的系统设定障碍。如果这位家长神通广大能同时把校长和高招办主任同时“搞定”，他们都无法逾越远超过120%提档线这个障碍。但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高校在其掌握的机动名额范围内可以为了这个关系学生扩招，但绝不是扩招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需要将招生计划扩大到足以录取150人。高校的机动名额十分有限，也不太容易做到。而且这样做，还会使排名在111-149的39人全部“陪绑被提档”。这39人提档后如果不录取被退档，高校是很难做出解释的。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能看出，高校有多大范围的“可操作空间”。如果这位考生排名在115名，家长能“搞定”校长就能管用。高校只要将提档比例从110%提高到115%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破格录取”事情合法搞定。因为提档后的专业录取是高校的自主权，比如说高校提档115人，即便最终一个都不扩招，将排名100-114名的考生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退档（他们是牺牲品），只要高招办不提出异议，实现将排名115名的“关系生”录取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到了提档后的专业录取阶段，省区市高招办对高校录取的监督制约作用就弱多了。因此我们常常听说，有考生没有考好，家长认识高校的朋友，希望“帮忙”，朋友说，只要你能让他投档，我们能见到他的档案就好办。可见比较难搞定的是提档。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说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相对公平。同时我们也看到还做不到绝对公平，在提档后还是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产生不公平。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没有实现有效监督的权力必然酿生腐败。我们还知道，任何腐败最怕阳光和透明。我们再反观一下现行高考制度为什么能相对公平？其实并不是现在的高校或者省区市高招办在公众中的公信力有多高，而是三个基本原因：

第一，               在高招录取最关键的投档环节中权力最大的两个方面，高校与省区市高招办之间形成了十分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第二，               网络录取系统的“铁面无私”并且在相关录取工作人员中是阳光和透明的，而且将提档和录取每一个操作过程都留些“痕迹”，违规操作会留下“不良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阳光和透明”的作用；

第三，               严格的考试和分数唯一的一元录取提档标准相对简单，让提档过程也产生唯一不受争议的结果。

用当今最时髦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现行高考制度能制约腐败产生公平的原因在于有效地“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面”。

读到这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公众对高考改革扩大高校自主权不放心？因为目前所有高考改革的推动者是在大谈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病的同时，大谈高考改革以及扩大高校自主权，实行多元化录取的优点。没有人去谈如何解决高考改革后可能带来的公众对高校公信力问题的疑虑。一项改革如果得不到多数民众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

就拿扩大了高校自主权之后的完全自主招生来说，比如说真正实现了秦春华所述的：“高校录取除了依据分数（但不是唯一因素）外，还要考察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好奇心等其他综合性因素”多元化完全自主录取机制之后，高校在考察了考生高考分数和其他综合因素之后，完全有权利优先录取高考分数略低，但是某些其他因素较为优秀的考生，而放弃高分考生。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录取指挥棒的变化能带动基础教育阶段所有环节的良性进步和变化。但是高校单方面录取权力的扩大而没有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由此酿生的腐败让公众不放心。另外这种多元评判标准造成标准不客观，就拿我们前面举的那个例子来说，排名150名的那位考生家长由于能“搞定”校长，谁能保证他会不会以“分数偏低但是综合评价因素很高”而被堂而皇之地优先录取呢？公众的担心不消除，高考改革就只能停留在喊喊口号而已。

我们现在每天睁开眼睛，特别是随便去浏览一下微博，似乎看到的都是包括政府部门和各个领域内的各种腐败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就更不愿意相信高考改革后不陷入腐败的泥潭。 是不是改革后权力扩大酿生的腐败现象就必然无法遏制呢？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大家都是知道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北大在几年前刚刚推出这个制度时候，立刻受到媒体和公众强烈的质疑。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学校长权力过大，公众对中学校长能否秉公推荐学生表示怀疑。担心中学校长迫于权利的压力推荐“条子生”到北大。但是当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制试点全面推开之后，公众反而不再担心中学校长腐败。不是因为中学校长的公信力提高了，而是因为一所中学仅仅能分到1-2个名额，挑选候选人是在全校师生和家长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阳光之下无腐败”。即便中学校长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现在公众不再质疑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制的腐败问题，质疑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对这种方式提前掐尖圈定优秀考生的质疑。因为中学校长们推荐上来的考生几乎都是凭借实考分就能考取北大的学生。舆论反而关注中学校长是不是应当推荐分数不是最高但是其他的综合品质更好一些的有创新精神的考生。事实上校长实名推荐制虽然还存在各种争议，但是最初公众担心的中学校长权力过大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恰恰不容易发生。

这个例子说明腐败问题不是不可以遏制的。只要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和足够阳光透明的录取选拔机制，再辅以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就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现行高高录取制度能做到的，只要认真研究，高考改革后的录取机制应当也可以做到。

非常遗憾的是我国自主选拔试点进行了十年，只看到每年在枝节问题上变幻花样，却从来没有过任何实质性进展。我们白白失去了十年的宝贵时间。

另一个值得提出的十分遗憾的例子是南方科技大学的高考改革试验。2011年南科大“擅自”以“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条件招了45名学生，学生已经入学后，教育部希望通过让他们参加当年的高考以便纳入正规体制遭到45名学生的拒绝，此事最终不了了之。2012年南方科大获得了正式的招生资格，希望尝试完全自主招生也没有成功。这也是一个更大的遗憾。南科大的朱清时校长多么希望试验一下，结果没有给机会。虽然朱校长口头上不承认“被招安”，实际上2012年南方科大的自主招生还是被纳入高考提前批次的录取体系，在录取综合评价中，高考成绩占60%，高中阶段的平时成绩占10%，南科大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学校按考生综合成绩择优录取。这不是真正的自主招生，只不过在多元化考核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改革的步子迈得过小。其实南方科大在局部小范围试验，无论是成功了或者失败了都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但是不去进行大胆的试验，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秦春华的文章《中学教育正被异化为高考强化培训班》可能会引起一波讨论。但是晨雾希望这场讨论更多地不是继续地抱怨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有多么多么多的弊病，也不是更多地空喊高考改革。而是切实地讨论具体怎样改革和怎样面对和处理改革后出现的诸如高校自主权过大带来的腐败问题，提出让公众放心的公平公正的改革方案和措施。

附：2013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文章：

秦春华：中学教育正被异化为高考强化培训班

编者按

这几年对中国学生没有创造欲望和创新精神的批评几乎没有停止过。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既让孩子们从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又恰当地保护他们的好奇心？

    秦春华是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能站到他面前的高中生，应该是中国基础教育培养出的顶尖孩子了，起码也是考试能手。同时，在多年高校招生的过程中，他也从基础教育界的朋友那听到不少故事。他发现，当前基础教育领域确实存在不少隐忧，而且有些正在动摇高等教育的根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可能带来相当大的损害。

    今天本版刊出秦春华的文章，就是希望通过他的眼睛和思考，和读者一起，直面现实、共同反思，探索解决之道。

    故事一：有一年，某省的一位理科“高考状元”希望和我见一面。我问他：“你来过北大吗？”他不说话。我问他：“你来过北京吗？”他还是不说话。这样的交流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我只好问他：“你喜欢什么？”这应当是最好回答的——他依旧不吱声。无奈之下，我只好问他：“你将来希望读什么专业呀？”他终于回答了，但答案让我大吃一惊。他很小声地说：“你问我的老师吧。”听到这句话后，我断然拒绝了他上北大的愿望，尽管他是所谓的“高考状元”——这样的学生北大是没有办法培养的。

    故事二：某省的一所中学，因为师资和生源都无法和其他更好的中学竞争，无奈之下，校长想出了一招，结果收到奇效。他的办法是，不允许学生去做很难的题目，而只针对高考必考的80％的内容进行反复训练。合格的标准是什么呢？学生拿到题目仅仅只是会做甚至做对是不够的，你必须不假思索地说出正确答案。这种训练小白鼠的方法保证了这所中学极高的一本上线率，尽管考上北大清华的并不多。中学校长坦言：“这就是我的目标。”

    故事三：某省的中考结束后，一学生考了“中考状元”。该省最好的一所中学动员该生来校就读。这个学生年龄比较小，还不到13岁，用奶声奶气的声音对中学校长说：“我很想去你们学校。可是我家离你们学校太远了。你能不能给我在学校附近租套房子，让我爸爸妈妈陪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去你们学校。”中学校长听了这句话后，半晌说不出话来，但最后还是屈服了。

    故事四：某省一所著名的“超级中学”，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多达几十个。学校规定：冬天女生不能洗头发。理由是，冬天洗头发干得慢，容易感冒，会影响学习；除了苹果和梨之外，学生不允许吃任何水果。理由是，其他水果容易变质，吃坏肚子，会影响学习。该校的学生从来不洗袜子和内裤，都是积攒到一个塑料袋里，周末让家长拿回家洗。无论男女生都是一样。

    由于篇幅所限，我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这些故事虽然不能说明基础教育的全部，但窥一斑而知全豹，却也可以反映出现实中的某些客观情况。在我看来，这些故事至少告诉我们当前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着若干隐忧，在某些著名中学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首先，我们正在以培训替代教育。教育的功能正在弱化，甚至丧失。学生正在被当成实验室中的小白鼠一样被训练成条件反射型的考试机器。社会、学校和家长正在被裹挟进应试教育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违背了教育规律，尽管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孩子受这么多无意义的苦，但个体的理性无力对抗集体的非理性。

    我不是教育学专业出身，无法从理论上阐明培训和教育的区别，但自身受教育的过程告诉我，教育和培训其实是不一样的。培训是用已知的知识去训练，目的是通过千百次的重复使被培训者掌握某种已知技能；教育虽然也是通过已知的知识去训练，但其目的却是使受教育者获得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培训变成千人一面的机器，它会抹杀掉所有的个性，教育面对的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所谓“因材施教”是也；培训使你听不懂任何句子也能得出听力考试的正确答案，甚至也可能掌握一门语言，但你永远也理解不了那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却可以使你超越语言的鸿沟而深谙文化的精髓；培训是“知其然”，教育能使你“知其所以然”：最形象的例子莫过于通过驾校学车。驾校的培训能让你轻松通过考试，但你拿到驾照后还是不敢上路行车，教育却能使你获得在复杂路况下依然能够安全行车的能力；培训和教育最大的区别也许是，教育会培养你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培训永远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目的性太强了。

    其次，我们的培训正在使学生日益丧失理想和抱负，慢慢地变成斤斤计较的小市侩。他们不再野心勃勃，“敢叫日月换新天”，也不再有旺盛顽强的挑战欲望，藐视权威。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只满足于学习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热门专业，希望毕业后赶紧挣钱，挣大钱。他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在近几年的自主选拔录取面试中，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学生要去光华管理学院，要去学经济。至于经济学和管理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学这些专业？却茫然不明所以。充其量能答一句：“大家都觉得好呗！”那些能够明确说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的学生越来越少，不禁令人扼腕痛惜。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小小年纪，他们已经懂得了分数的价值，为了一分的高低而展开激烈的竞争，甚至不择手段。他们也懂得了用分数去讨价还价，通过精巧的计算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甚至随时根据出价的多少任意变换自己的承诺。古人“千金一诺”在现实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许多中学校长告诉我，他们辛辛苦苦花费了3年的道德诚信教育，在高考填报志愿的7天里被击得粉碎。学生前一分钟说的话后一分钟马上就可以不算数，速度之快令人咂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在中学就已经出现了。

    第三，我们的培训正在日益扼杀学生的创造欲望和创新精神。日复一日的反复训练，千篇一律的八股样板，琐碎无聊的应试技巧，已经像磨盘一样一点一滴地磨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性。学生除了课本上的知识点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课本之外的高考不考，当然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学生对于老师讲的东西深信不疑，在课本和老师之外给出答案即是错误，结果只能是学生极为可贵的怀疑精神日益丧失，更谈不上大学极为重视的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与养成。大学接受的是没有独立思维的应声虫，想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创新精神的拔尖创新人才可谓是“难于上青天”！

    第四，目前大一统的高考制度正在人为地割裂中学和大学的有机联系。教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尽管有小学、中学、大学的分野，也只不过是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而划分的不同阶段而已。而它们之间应当像接力赛一样实现无缝连接。也就是说，每一阶段都应当成为下一阶段的基础，在每一阶段的后期都应当留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和下一阶段的前期相联系，并且学生适应这种变化的过程越短越好。

    遗憾的是，目前的高考制度完全割裂了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连续性。 在应试教育的指挥下（我觉得，应试教育的提法可能不够准确，事实上，它和教育没有什么关系，充其量只能称作应试培训），中学的教育过程被高考过滤了。中学教育正在被异化为高考强化培训班——特别是在高三最后一年，其目的只剩下了一个：考上最好的大学。

    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都要不遗余力地做到；凡是和实现这个目标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的，可以统统舍弃。中学并不关心大学对人才的需求，大学需要的人才在中学也越来越难以找到。两个原本应当建立最亲密关系的人却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既违背了基本的教育规律，也极大地损害了每一阶段人才培养的质量。难怪一些有理想的中学校长在悲叹：“大学需要的是素质教育，中学生存需要的是应试教育，作为中学校长，我们只能脚踩两只船，还不能让船翻了。何其难也！”

    如果上述分析是真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喜欢这样做吗？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吗？非也！君不见，面对社会的质疑和呼声，基础教育工作者凭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激情，在素质教育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减负、减压、快乐教育、课程改革，等等，几乎每天都在改革，但收效似乎总是不大，甚至非常脆弱。

    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的行为受外在环境制度的约束。制度激励方向变化了，人的行为随之发生变化。这和道德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看起来，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在招生考试录取制度的改革上。只要目前完全依赖高考分数录取的制度不发生变化，上述分析的弊端和隐忧必然愈演愈烈。

    无论基础教育领域出台多少好的政策措施，都无法撼动“应试教育”的根本，最终都会导致基础教育改革动力不足，使改革无疾而终，甚至会越改越乱。比如，教育部严令中小学不允许补课，于是，课内是减负了，但家长马上寻求课外的培训。所以就会出现中国基础教育的独特现象：学生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很轻松，但放了学和周末就苦不堪言。因为面对这样一种完全依赖分数录取的制度，没有人敢不去培训，让自己的孩子在快乐中输在起跑线上，使自己成为一个“失败”的母亲。

    换言之，只要目前完全依赖高考分数录取的制度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高校录取除了依据分数（但不是唯一因素）外，还要考察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好奇心等其他综合性因素，那么，中学教育的方向和内容自然会随着指挥棒的变化而变化。社会和家长所乐于看到的基础教育的改革很快就会成为现实。这会比任何口号、号召、文件都有效果。

 秦春华（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2月01日   03 版）